食蛤阁哼哼室

嗜好与容器、传统与心理、身份认同与权力：鼻烟壶的形成

陈博翼

我们观察一个物体，通常第一反应会是对这个物体的直觉体验，比如美丽或丑陋、顺眼或别扭、新奇或俗气等等。如果我们把思维移动到文化层面，那我们也许要充满好奇地询问：它从哪里来？最初谁创造了它？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努力通常会将我们导向这个物体的功能，但是功能不能涵盖物质的所有，功能的回答不能解决何以同一功能的物体会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回答“为何它现在是这样？”这个问题。三个问题两前一后限定了物体在时间序列下的生命过程，其实质也是导引我们去考察Kopytoff所谓的“物”如何被“特殊化”（singularization）的过程的物的传记叙述[1]，这也是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思考与追索的过程。

虽然功能不是全部，但功能往往是前提，至少是前提之一。眼前的鼻烟壶让人意识到，必然有大量的鼻烟需要被装。对鼻烟的嗜好决定了容器的需要。我们追溯鼻烟的产生和在华情况，追溯烟草的起源与传播和流行，物质已经让我们看到动态的宏大的历史过程和微细的可能的角落。对烟草和鼻烟的了解有利于我们对“为何是鼻烟壶”（why snuff-bottle）有更恰当的判断。比如，印第安人用葫芦装由腌制的烟草叶子干燥、烘烤、研磨成的粉末——鼻烟，葫芦当然是他们周围特有的合适“容器”，我们也可以称其为葫芦瓶。当然，印第安人还利用周围的动物骨动物皮树皮等制作容器。比如，苏格兰高地人用动物角（通常是公羊角）来作为容器，他们一改欧洲人长方形的盒子装盛，无疑是出于气候原因：防水并保持鼻烟的干燥，任何时候鼻烟与外界的接触面积必须最小。这也是他们由抽烟转向鼻烟的原因——“在苏格兰那样的气候中，保持一根烟燃着不灭几乎是不可能的。”[2]当然这是以较发达的畜牧业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在西方几乎是鼻烟盒，在其他地方是其他的容器，而在中国是“鼻烟壶”呢？

在正面回答之前，不妨先侧面考察一番。现在我们概念中的中国大概为版图涵盖的地方，但是不同时期的中国差别又何止万千里。这么大的一片地方，葫芦、兽角很难是普遍的通行物，不仅流通数量受限，生产数量和供应力也十分有限，但是如果是普遍的生产物情况也许就不同了，比如盒子、瓶子。将疆域面积放大的过程中，可以满足多地的共同点渐渐减少，最终必然只剩下大而化之的笼统之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似乎能发现确实存在的东方思维和心理这种足以涵盖广大地域差异的玄虚表述。上古时期的中国，黄河流域的陶罐、红河流域的陶罐、河姆渡的陶罐……河南郑州出土的约前15世纪到前9世纪的高岭土彩釉器皿作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瓷器。陶罐、器皿的浑圆外装，让我们明显感觉到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的思维特征，或者更具体地说，一些偏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人必然就只有盒子，只能说可能更偏好。古埃及的陶罐、古希腊（如科林斯）的陶罐都是引人遐想的“瓶子”，在中国，现所见最早的盒子是战国的鸳鸯彩绘盒、彩绘猪型盒，还有扁圆形的漆盒，不过不清楚其用途。南越国文帝赵胡墓中成扁球形的银盒。但其造型与内部的液金与中国传统工艺明显不同，陪葬的象牙经鉴定来自非洲象。南越王墓中还有漆盒盛放四十三件玉剑饰，看来盒仍属礼制性器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軚侯利苍夫人的墓葬中，夫人头戴发髻，还有一个用黑色蚕丝做成的假髻，盛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汉代还出现了多层的方形漆盒，估计自此以后，小盒多装首饰，成为魏晋时“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的女子的必备了。从各种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唐宋明清，无论在普通女子的闺房，还是在青楼女子的住所，装金玉珠宝首饰的盒子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大的盒子大概会用来装招待客人的小食品，比如曹植将老爸曹操的那盒酥用来招待杨修等人，还有一些大盒或许会用来装古玩珍奇。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并非不存在盒子，但我们必须看到，还有另一样东西远为流行——瓶子，它是与中国的瓷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瓶”还是“壶”，载体都是瓷器，瓷器的生产和传播流行，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这种形态的器物有特殊的印象和感情，也许这就是后来鼻烟壶初始形态制作的潜因，也是呈“瓶”、“壶”形态的鼻烟容器得以流行的原因，至于其名称是“鼻烟瓶”还是“鼻烟壶”，对实质毫无影响。追源溯流并指出某些事物一开始的细微差异导致日后双方千里之差的做法通常会失之武断。本段的表述很容易给人以这种错觉。但是我必须严正指出，西方人对盒子的偏好并非开初就有，而更多的是在十六七世纪以后对法国的追慕带来的。法国人的浪漫情怀和时尚嗅觉使得鼻烟在跨越安第斯山脉、跨越大西洋之后被装在精致的盒子里。也许美洲涌进的金银和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如威尼斯）玻璃工艺生产技术的提高为这种容器的生产提供了支持。路易十四的提倡使鼻烟风靡宫廷和贵族阶层，鼻烟盒迅速繁荣。“在宫廷宴会的餐桌上，鼻烟盒的规格较大；有的则是随身携带的，规格较小，贵族妇女们可以用来放在小提包里，或者悬挂在钥匙链上。”[3]十八世纪，法国人被视为欧洲最有智慧最时髦的种族，他们的礼仪和生活方式被广泛模仿，因此当我们发现王后安妮时代英国的宫廷贵妇和骑士接手持精巧的鼻烟盒时完全不必惊讶。也许拿破仑对鼻烟和鼻烟盒的喜好更对此推波助澜，带有法国制造标签的鼻烟盒伴随着法国的文化席卷了西方。

中国现可见最早的鼻烟壶为顺治三年（三个）、四年（一个）程荣章制的一组鼻烟壶（图1），[4]铜质，两旁皆有圆耳饰，其中有两个顺治三年和一个四年皆中间有圆屏凹陷，凹陷部分或无花纹或有与壶主体不同的花纹，主体部分皆为阴刻龙云纹。另一个顺治三年的中无圆屏凹陷，壶主体为仙游图。由于为铜制，壶的重量较大，尤其是那个浑圆型的壶（其余三个为三个扁圆型），显得比较笨重。揆诸以上种种特征，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炼丹炉样式，其浑圆与铜制的厚重、其色泽、其龙腾图案和仙游图案、还有其内容物鼻烟与丹药一样珍稀贵重的隐喻，凡此种种，无不让人推测，新创的鼻烟壶容器是以大内藏珍稀秘制药和丹药壶为底本的。中国人对瓶壶的偏好与认可、对珍秘药物的看重，种种的心理和意识最终促成了一种新品种容器的出现。现有可见的最早鼻烟壶有耳饰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提醒我们注意鼻烟壶最初不是来自药瓶，大内初创的鼻烟壶比民间最初使用的药瓶装要晚，但鼻烟壶是宫廷创造的。传统上的容器有耳的极多，除去如爵、角、斝、尊等酒器不说，簋、簠、盘、鉴、壶、盂、罍等容器都有这种形态，这影响了后来的瓷器，鼻烟壶上的耳饰应当是来源于此。后来鼻烟在民间流传，民众手头无特殊容器装载，最先裹布临时装，[5]后来遂有人用小药瓶装，所谓“鼻烟初入中华时无另行特别使用之烟壶，遂多利用明目药瓶以盛鼻烟。”[6]取其便捷易带（或带烟枪或带鼻烟容器，但烟是随时随地要吸食的），且密封性相对其它容器要好的优点罢了。宫中初期鼻烟壶似乎只用于存放，故形制较为笨重，如图1所示顺治鼻烟壶。康熙帝好借鉴西洋，故现所见（图2）康熙时一对极罕见的铜制方壶也许便是对西方鼻烟盒融汇中西的创制——近似长方体壶身，龙腾云间图案。不仅长方体的体型（形状）——不利用“勺”，其大小和重量也显示着可能不是使用型鼻烟壶而是存放型的。所以无论为倒在烟碟（如果最初有的话）中还是其他器皿中，然后再如何取食，皆与勺无关。勺只是为使用型鼻烟壶配置的。[7]故勺应是从药瓶这一系来的，最初或为药用之勺，取食鼻烟与取食药物一样——中国人最初吸烟是为了预防疟疾，可见确实是把烟草作为药物看待的，[8]所以民间最初用药瓶装是“合情合理”的。后来，由于皇帝赏赐大臣和对外赠予，宫廷鼻烟壶流出，富商通过与贵族大臣的交往及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等种种特权成为宫廷鼻烟壶的使用者。大臣和商人的使用将鼻烟壶带到民间。与此同时，作为中介，他们也向宫廷回馈了民间的信息，这样宫廷也开始生产有勺子的鼻烟壶，民间的上流阶层或富裕阶层也会使用烟碟，或有勺或无勺皆成使用型鼻烟壶，[9]从而在互相借鉴中终于完成了“合流”：即之前是宫廷之鼻烟壶有瓶之形态而无后来鼻烟壶小巧之实，民间之药瓶有瓶之实而无壶之名，后来是“壶”（鼻烟壶）与“瓶”（药瓶）合流——以“壶”为名的“瓶”。颜色上，这些铜制的鼻烟壶泛黄的色泽也提醒我们注意，它们来自宫廷，皇帝的神圣颜色。也许它们与黄金的隐性心里也有关。总之，最先制造的这些鼻烟壶显示了象征、传统（心理）与权力。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大小尺寸材料重量外形颜色上移开，回到纹样、图像上继续深入讨论，我们会发现在早期不仅只是上述鼻烟壶为龙云、仙游等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质的洒脱的纹样。赵之谦《勇庐闲诘》谓“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康熙时期玉制的鼻烟壶也有与阴刻相应的浅浮雕，图像亦为云龙一类。（图4）[10]康熙时期另一种画珐琅（无论铜胎还是玻璃胎）的图像则既有这种隐逸清淡型，也有较花哨的绘有西洋风物的画珐琅。（图5）但是，阴刻与浅浮雕，连同画珐琅，这两种装饰的工艺当皆为来自西洋的影响——画珐琅自不在言，来自西方的清初黄金浮雕鼻烟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纪初后西方才流行镶嵌宝石，是故后来中国才出现一些花哨的装饰鼻烟壶。（图6）

从鼻烟壶的流传过程看，身份认同[11]与权力的表现非常明显。对鼻烟壶作为标志的认同来源于对鼻烟作为标志认同的前提。鼻烟何以风靡中国，甚至令一大部分中国人放弃了以前的烟草？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法国一开始上层就流行“高雅”的鼻烟，认为烟斗抽烟为下层的低俗行为；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大约多多少少有点“追慕”的原因；彼得大帝推行向西欧学习，故俄国也是此途。据说也应抽烟曾引起过木质房子火灾，所以该吸鼻烟；据说德国也是因为火灾危险，科隆议会禁止工人工作时抽烟，使鼻烟流行；在蒙古，喇嘛禁止抽旱烟，[12]但佛对“新式”的鼻烟则与伊斯兰的先知一样无法预知，所以信徒们得以自由吸鼻烟。一说中国是由于崇祯皇帝禁烟令致使“臣民们研究了另外一种烟草的使用方法。”[13]但此说为误。[14]也许中国人选择鼻烟有其他如便捷、钻空子等很多种原因，但是无可否认，当西洋传来的珍异稀有物已经透露了这种珍稀物在西洋的使用人群和情形等信息之后，中国的宫廷对其模仿与认同是必然的事——对于传统有较大差异的新事物可能不会很容易接受或“过滤”掉，但对符合自身已有体验的事物的接受则是顺理成章的对传统的继承。从上层开始的流行与时兴伴随着特权阶层的意识、身份认同的意识，它们同时又作为一种标签，诱惑着越来越多的追慕，似乎模仿便入上流、便是文明，可谓对“文明”（在这里更多的是高贵、高雅的概念）的追求，[15]而无意间推动了有火有烟到无火无烟的“文明的进程”。 对鼻烟等级差别的“区格”的心理形成了身份象征背后的这种集体心理（时代社会心理）。[16]

鼻烟作为珍异物价格不菲，[17]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鼻烟。海员、商人和传教士普及的习俗刺激了本土的烟草生产，乾隆年间广东的烟草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就是显例。但鼻烟价格并未因此大大降低——鼻烟也分三六九等，上等鼻烟仍非常昂贵，[18]只是不容易一目了然，更明显的标志就会被推到前台。鼻烟壶的制造受材料和工艺限制，故宫廷优势尤为明显，最初民间旱能匹敌。[19]权力在此过程中展现无遗：这是对资源控制的权力（如图7犀角鼻烟壶），铸就着特殊群体的生活世界，从物质到精神。于是，鼻烟壶成了身份地位标志物或说表征物，人事交往与人际圈的活动无不赖此进行。似乎通过壶的高贵就可以判定内容物的等级。到了这时，内容物便已经不重要了，也许只是随潮偶尔吸几口，也许只是有一点上瘾，[20]但鼻烟壶一定要随身携带，它是通往主流社会的门票，是公民的等级身份证。这样，对鼻烟壶作为标志的认同反过来增进了对鼻烟的需求。

烟草可以扩大种植降低珍稀性，烟壶的材料也可以避开珍异的选择。最早的民间容器是药瓶，瓷制，瓷其生产很发达，所以很容易可以制造和获取瓷鼻烟壶，为了更容易显示与药瓶的不同，故着画也自然而然。这时候画珐琅也兴起了。本来珐琅画由于用工大，彩料贵，生产基本在宫廷。但由于广州特殊的商贸地位，富商与外销不仅是市场，也是支持。广州康熙二十二年就开始生产画珐琅器皿，比北京早两年。当时广州有大量的银，[21]画珐琅附于银器，富商和外国人有此购买力。后来广州的珐琅画鼻烟壶兴盛发达。珐琅画在民间（广州）的兴起与玻璃的使用密切相关（这要归功于西方玻璃技术的发展），——民间无力承担其他金属或珍异材料制品的昂贵。另外，广州有画珐琅的原料、玻璃原料，也为该地的兴盛提供了基础。玻璃生产工艺的提高和普及推动了珐琅画的制作，珐琅制作的成熟推动了玻璃行业的竞争。无论如何，这就是鼻烟壶在宫廷与民间合流的例子，鼻烟壶真正成为流行。[22]

访问公墓的仪式。浪漫主义强调纪念的迷人之处在记忆，强调“纪念的精神和感觉”。“热月之后，人们对屠杀和死刑极为恐惧，试图删除这一多种灾难的记忆，审查机构在纪念庆典上反对记忆。”作者说法国革命的记忆自我浓缩于7月14日，18世纪，中央档案存放处就创建在法国，是革命创造了国家档案。[1]“集体记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一战后立纪念碑，“‘无名烈士碑’是葬礼纪念达到新的高度。通过一个无名个人民族凝聚了一个共同记忆。”二是照片保存了真实的视觉记忆。[2]

最后作者讨论了记忆的现代革命，他先援引André Leroi-Gourhan说历史经历了口传、书传表目、简单文件卡、机械书写、电子五个时代。他接着分析了计算机的五个步骤：输入数据的意思和程序、记忆元素保存信息和计算机获取并操作、快速计算、查证、计出结果。但他强调“人类记忆存有很大部分无法简化为‘信息’的，电子记忆之时一种辅助。”他还用了大量生物学的研究，“在第三层的（细胞）结构中藏着记忆的遗传，20世纪发现藏于细胞核之中。”“柏格森1896年重发现记忆和理解交汇点的图像的中心概念”，“隐匿的记忆可以被习惯吸收，真正的记忆不能被视为‘事’而应为‘发展’。”勒氏还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超现实主义是被梦塑造的”“梦对记忆进行了特定的选择”，，并认为弗洛伊德和柏格森一样深化了记忆领域。“哈布瓦赫德《论集体记忆》将记忆与行为、精神联系，开创新史学的新对象。”[3]“到我们的时代，历史与记忆合流了。”“媒体跟进下的即时历史是集体的产品，历史受其影响。”“基于集体记忆的新史学，只能被解释为‘记忆革命’（个体扎根于社会和集体）。”[4]而作者认为我们不该忘记，历史真正所在的场所：国家、社会、政治环境、社区经验、代际构建。——创造者、构建者、支配者们制造记忆。所以史学史是研究集体记忆这个历史现象如何操控。[5]

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是总结——记忆作为一种基底。“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发展证明了集体记忆的重要。它以知识和仪式的形式超越历史。”“集体记忆是发展中与发达社会、支配与被支配阶层的基底他们为权力或生活、生存或前进斗争。”“记忆是一种基本元素，自此以后将被唤为个体或集体身份认同，是一种狂热和忧虑的寻求——寻求今日个人与社会的基本行为。”[6]

一、 时间中的历史和史学

到了本书最后一章，作者才开始讨论“历史”。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据他介绍，history来自希腊语historie，是爱奥尼亚方言。这源于印欧系词根wid-weid(“看”),梵语“见证者”、希腊语“看见者”的意思。“isor”的概念是某人看见了、某人知晓了，古希腊语为“去寻求了解”、“去通告某人”。Istorie就是调查、询问的意思。“看”与“了解”的意思是不明确的，罗马语有两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将其建为一种科学，第二就是寻求一种客观性。保罗·韦纳（Paul Veyne）说：“历史既是系列的事件，又是系列事件的叙述。”那到底是历史还是故事？英语力避这种history和story的含糊语意，意大利语用“科学性生产”区分，德语将历史介于“科学的”与“历史性科学”之间。Morazé干脆用模糊的定义来界定历史：个体在自我中的感知存在。勒高夫说这是对19世纪定义的抛离，因为历史是不能完全与外部社会断绝联系的，他认为“存在有史实性的历史，它意味着联系着解释社会实践的实践运动。”[7]同时他认为哲学话语（认识论角度）将历史分裂成“事件/结构”两种模式，“历史被逻辑和单一解构和否定。”所以韦纳认为历史哲学史一种已死的类型，雷蒙·阿隆强调“历史哲学所取所需的因此相应地为我们时间的特性。”（The absence and the need fo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e thus equally characteristic of our time.）时间在此显示了历史的特点。在我看来，历史和故事，历史和小说的分别就在于时间的回溯性，时间才是历史的本质和生命所在，而不仅仅是历史比小说多那么一点人名和事件（结果）的一点点客观而已。所以Maurice Godelier会说不可复归的偶然性“使历史不可能为科学。”（puts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an impossible position, reducing it to an impasse.）列维-斯特劳斯说历史“精确，因为其用不可复归的现象持续对抗我们。”（precisely because it constantly confronts us with irreducible phenomena.）[8]

第二节作者讨论了历史的矛盾与含糊。首先是讲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科学还是“当代史”。马克·布洛赫不喜欢定义史学是“过去的科学”，并认为“视过去可以是科学的是荒谬的”，他建议定义为“人在时间中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 in time），他还讲了史学的三个特点：人文、由今知古、与年代（时间）不可分。勒高夫接着讲述了卡尔的“互动”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所表现出的柯氏倾向这个观念以及克罗齐从中汲取灵感。[9]“历史科学的一个任务是引导未来进入其反思，而非如意识形态考察未来的不可知状态。严格讲现在的历史不同于以前的历史。”“史学，确实是关于过去的科学，如果它承认这个过去是一客观历史——通过不断询问而重组。[10]案：其实克罗齐所说的编年史——非“当代史”的不可称为历史的东西——是不会被不断诠释与拷问的，甚至根本不会有人去理会。正因为可以不断重构与重释，史学才显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历史才显其艺术性。卡尔所言证史学的科学性也即在于此，柯林武德更强调回复场景，所以历史是一种艺术。[11]第二是讲知识和权力：客观性与对过去的操作。“史家是否有足够免疫力，使历史能帮助矫正充满神话色彩的、变形的、错误的集体记忆？”这是因为社会环境对史家理念和方法都有重大影响，Wolfgang Mommsen指出存在着三种社会压力：史家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或某个群体对他有恩、史家自己先有的概念、史家对社会变化的预期导向。这三点影响着研究和结论。[12]但是，“事件本身并非历史客观的基础本质，历史事件是创造的而非被赋予的。”（Fact itself is not the essential basis of objectivity in history. Historical facts are made and not given.）史家创造事，使事明细，即构建它,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同时认识到这也是必要的，正如韦伯所说：“想明白一事，无主观假说只会一无所获，留下混乱与支离。”（Any attempt to understand(historical)reality without subjective hypotheses will end in nothing but a jumble of existential judgments on countless isolated events.）[13]所以我们记住C.P.Scott的“事实神圣，观点自由”（Facts are sacred, opinion is free.）的名言便是了。勒高夫的观点是要慢慢修正，通过这种不断的操作达到“信史”。第三点是谈历史的单一、普遍化与规律性。亚里士多德将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因为它无法处理非客观科学知识的特殊性。“历史事实只发生一次，只会发生一次。”（Each historical fact has occurred only once, and will occur only once.）前人早已道出历史引人的道理：喜欢你将永远不会看见的。（Love you will never see again.）[14]历史研究存在几个误区：太过于重事件、个人/英雄史观、减缩压缩成描述或故事。“叙述只能作为史学的基础，其隐含的‘非客观’不足以使我们否定史学的科学特点。”海登·怀特的研究让我们明白史学作为文本其修辞的无可逃逸性，这点详见《元史学》。怀特说19世纪的史学意识可以被总结为三点：（1）历史与历史哲学无分；（2）道德与美学诠释比自然认识角度诠释更受青睐；（3）历史自命科学的一分子，实为一种伪装，不过是不同模式的历史概念化。[15]杜比（Georges Duby）认为历史是一种艺术，因为历史通过话语存在，而话语本身是一种艺术。历史可能是一种政治模式、文学流派，但不应沦为一种宣传或文学。历史话语有其特性。[16]韦纳认为史学的确是故事，但却是真实的故事。勒高夫不同意，因为史学具有它所认为的所有科学特征和精确的特点。[17]Huizinga说理实施“理解世界的一种智力形式。”（an intellectual form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阿隆认为历史概念应该含糊，不然无法涵盖具体与抽象，历史科学精细但不复杂，勒高夫认为只是要有隐喻性而无需一定含糊。接着作者介绍了循环观、历史的终结、超历史的历史目的等三种类型的历史解释法，但他觉得史学无自然科学的诸法则，并深信史学工作即为让历史可理解、理解历史的进程。[18]最后强调时间是历史之基，史家应重视。[19]

第三节讲历史的精神：人和过去。本书叫《历史与记忆》，作者写道这里才终于明言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说“记忆是历史的对象和发展的基础阶段。”（Just as the past is not history but the object of history, so memory is not history, but both one of its objects and an elementary level of its development.）[20]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也有进一步阐明：“过去部分依赖于现在。所有的历史都是现时性的，因为过去为现在紧抓，然后回应现时的兴趣。这不仅必然也合理。因为历史是活着的时间，过去既是过去，也是现在。史家的任务即对有双重形态的过去做一种客观研究。”[21]“历史是关于时间的科学，它与存在于社会的不同的时间概念紧密相连，是史家精神才能的基本元素。”（History is a science of time. It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time that exist in a society and ar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mental equipment of its historians.）[22]所以对于如此阃奥的时间，奥古斯丁都要说“没人问我时我知道，被人问时、试图解释时我困惑。”（What, then, is time? I know well enough what it is, provided that nobody asks me; but if I am asked what it is and try to explain, I am baffled.）[23]历史被记下因为他包含了三种概念的时间：循环、年代、直线。追溯历史最初为神话的通常做法优惠让人以为进化的精确阶段由从神话到历史构成。“神话不仅是历史的对象，它丰富了史学的方法，支撑了一个新的‘慢’的层次。”“启蒙运动和进化论概述了不可逆转的进步观，对19世纪的历史科学影响很大，尤其是历史相对论。”20世纪多样性的社会时间是哈布瓦赫详细阐述的，布罗代尔全面反映了个人/社会/地理这三种“时间”（案：这种“时间”已有空间性质）。[24]回到史学兴起的源头，作者认为历史编纂的兴起有两个原因，一是“文明的观念与历史的概念相连”（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s united with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希罗多德以利比亚人、埃及人、塞西亚人、波斯认为蛮夷，所以需要由文明人来写史。二是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在古希腊历史作为政治武器反对专制。当城市的信念消失时，历史意识也随其湮没。是罗马精神重塑了希腊精神。是基督教给予了历史精神——布洛赫说：“基督教是史家的宗教，我确信我们研究乃因身为教徒。”（Christianity is a historians’ religion, I am quite simply convinced that we practice history because we are Christians.）[25]同样，也是基督教带来了历史观，而中世纪的学校并未将历史列入课程，法国大革命极大促进了失学，革命后才开始有这种记忆的学习。[26]

第四节讲历史哲学，勒费弗尔说“使哲学化是最糟糕的犯罪。”[27]但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走另一个极端，完全抛离历史哲学。作者认为学习历史哲学不仅是历史反思的一部分，更是学习历史编纂学所必要的。本节我不想多介绍，只是列出几个我觉得比较新鲜的观点。卡尔说先是犹太教，后来是基督教给历史设定了一个目标，朝向一种进步，历史由此获得了意义和目的，但失去了世俗的特性而沦为一种神义论。[28]启蒙运动历史理性和进步的概念并没有代替旧有的历史模范的概念，“历史逃过了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这种概念保存下来直到被历史相对主义取代。”[29]兰克说“历史被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并使其有利于将来，但我的努力不是为了达到具有这么崇高功能的目标——只是想展示真实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30]作者说兰克的思想其实被扭曲成两种：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法国史家尤其推崇他，美国史家誉其“（近代）史学之父”。兰克本人强调史法自限于对事件严格的观察，致力于驱除道德与粉饰的‘纯’史。[31]韦伯是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的。[32]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历史放入思考中心的哲学家”，他认为“事物为理性即真、真事物则为理性的。”（Everything that is rational is real, and everything that is real is rational.）他还认为哲学的唯一小小贡献即为关于理性的理念，这种理念统治世界。勒高夫还提到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历史相对主义，但拓宽了其内涵。克罗齐也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葛兰西的史著表现出的则非纯粹唯物进化，而是略有回归黑格尔主义。作者还提到福柯，认为他能有如此高的成就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新型的史家（精神病理学），其次是他提供了四种新形式的“断”史法。[33]

第五节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历史学家的技艺。“最好的证明史学是而且必是科学的是它需要技术和方法，而且它可以被传授。费弗尔说：‘我把史学描述成科学引导性的研究，而不是一种科学。’（I described history as a scientifically conducted study, not a science.）”[34]

第六节讲今日之史学。作者说口述史已经在英语国家获得了巨大而珍贵的成功，让我们要更关注现在（attention to the present）。历史人类学形成并发展良好。我们仍需反对线性观、反对用现在的价值解释过去。大家都感到政治史的回归的一种必要，作者也认为这是必要的，“新政治史应当是一种政治人类学。”（be a historical political anthropology.）劳伦斯·斯通也认为应当有一种叙述的回归、传统历史的回归：“叙事史和个人传记明显起死回生了。”（Narrative history and individual biography are showing evident signs of rising again from the dead.）最后勒高夫强调他“相信史家的任务是将历史从一种黑格尔所说的负担转换到就事务本质而论，使其成为过去的知识的一种解放工具。”（I believe that it is the historian’s task to transform history from a burden as Hegel said into a historia return gestarum which makes the knowledge of the past an instrument of liberation.）[35]

二、 余论

这样我就大致介绍完了这本书，因为内容庞杂，我的叙述也庞杂，实际上没什么体系，只有零碎的细点。我想用时间将他们统和起来，但由于太仓粗，缺乏从一而终的整合与论述，所以让人看了比较失望和悲观。但是上总是有让人悲观的事的，狭义上讲，History和Memory均可超越时间，但其实也只是可以超越一种时序中的时序混乱（anachronic）而已，而广义的时间是无法超越的，万物皆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皆在宇宙之间，无可避免。时间还在继续，历史还在继续，我的生活也在继续。

陈博翼

2006．9．7康乐园初稿

在时间中

——读Le Goff〈History and Memory〉

本学期读了勒高夫的<History and Mem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发现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头人，勒高夫果然名副其实。是书援引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成�